不过这时候的胡适，肯定不知道傅斯年曾经暗中为自己保过驾，因为，后来，胡适在文章中写道：“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，在北京大学教书，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，没有引起风波；过了十几年之后，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。”
傅斯年素有求精求博的学风，他听胡适等新学者讲课，阅读《新青年》杂志后，思想受到震动，与胡适关系日趋密切。他和罗家伦等人起初旁听胡适的课，后来又经常于课后去胡适家请教问题。当时胡适仅二十六岁，家眷又不在北京，为人和气，没有架子，和青年学生共同语言甚多。起初，傅斯年、罗家伦等人“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”，时间一长，相互熟悉了，师生之间的隔阂消失，胡适的家便成为这批青年“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”。
1891年12月17日出生的胡适，和1896年3月26日出生的傅斯年，仅年长4岁余。作为老师的胡适，对傅斯年不仅非常赞赏，而且呵护又加；傅斯年对胡适也异常敬佩，而且与其肝胆相照，两人亦师亦友，情同手足，终生不弃。
顾颉刚曾回忆说：“傅斯年本是‘中国文学系’的学生，黄侃教授的高足，而黄侃则是北大里有力的守旧派，一向为了《新青年》派提倡白话文而引起他的痛骂的，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，后来竟办起《新潮》来，成为《新青年》的得力助手。”
除受胡适影响以外，通过经常阅读《新青年》杂志，蔡元培、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等人关于思想解放，批判传统学风，提倡民主、科学的思想也给傅斯年以积极深刻的影响。同时，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启发下，开始从传统国学的樊笼中挣脱，还得益于阅读西方书籍。
北大预科重视外语，傅斯年经过三年的认真学习，外语程度有了很大提高，于是开始阅读外文原版书，从中汲取新知识。
罗家伦在记述他们如饥似渴阅读外文书时的情况说：我们在办《新潮》以前和办《新潮》的时候，有一件共同的嗜好，就是看外国书。因为第一次大战时外汇非常便宜，所以我们每人每月都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买几本新书，而丸善又非常内行，知道我们的味口，于是凡是新到了这类书，常常用“代金引便”(即向邮局付款提书)的办法寄来，弄到我们几个手上零用钱都被他吸光了，有时眼见要看的书到了而无钱去取，只得唉声叹气。我们常是交换书看，因此增加了许多共同的兴趣和见解。
从傅斯年当时写的文章来看，他读了许多西方的名著，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、达尔文的进化论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及其关于社会革命的学说等。他开始用西方学说中的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，认识社会。
从国学大师的高足一跃而成为文学革命的斗士，正如他的同学所评论的：
“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，可是有革命性，有近代头脑的孟真，决不徘徊歧路，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。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，因得孟真而大张。”
当然，这中间也曾闹过一个笑话。
黄侃在北大任教时，慕其名，从其学者甚多，黄门弟子被人称为“黄门侍郎”。傅斯年在结识胡适之前，曾为“黄门侍郎”中的健将之一。
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编辑部对胡适和其他同仁说：“这‘黄门侍郎’傅斯年，可不是细作么？我们不能接纳他，不能理他！”
胡适反对说：“凡用人，即使有疑，也不用怀疑，何况孟真这种人！”
“五四”以后，不怀好意的人在社会上散布“‘新潮社’社员傅斯年、罗家伦被‘安福俱乐部’收买”的传闻，还说每月领取多少薪金。这“安福俱乐部”是皖系军阀争权夺利的一个派别集团。
傅斯年素有求精求博的学风，他听胡适等新学者讲课，阅读《新青年》杂志后，思想受到震动，与胡适关系日趋密切。他和罗家伦等人起初旁听胡适的课，后来又经常于课后去胡适家请教问题。当时胡适仅二十六岁，家眷又不在北京，为人和气，没有架子，和青年学生共同语言甚多。起初，傅斯年、罗家伦等人“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”，时间一长，相互熟悉了，师生之间的隔阂消失，胡适的家便成为这批青年“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”。
1891年12月17日出生的胡适，和1896年3月26日出生的傅斯年，仅年长4岁余。作为老师的胡适，对傅斯年不仅非常赞赏，而且呵护又加；傅斯年对胡适也异常敬佩，而且与其肝胆相照，两人亦师亦友，情同手足，终生不弃。
顾颉刚曾回忆说：“傅斯年本是‘中国文学系’的学生，黄侃教授的高足，而黄侃则是北大里有力的守旧派，一向为了《新青年》派提倡白话文而引起他的痛骂的，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，后来竟办起《新潮》来，成为《新青年》的得力助手。”
除受胡适影响以外，通过经常阅读《新青年》杂志，蔡元培、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等人关于思想解放，批判传统学风，提倡民主、科学的思想也给傅斯年以积极深刻的影响。同时，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启发下，开始从传统国学的樊笼中挣脱，还得益于阅读西方书籍。
北大预科重视外语，傅斯年经过三年的认真学习，外语程度有了很大提高，于是开始阅读外文原版书，从中汲取新知识。
罗家伦在记述他们如饥似渴阅读外文书时的情况说：我们在办《新潮》以前和办《新潮》的时候，有一件共同的嗜好，就是看外国书。因为第一次大战时外汇非常便宜，所以我们每人每月都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买几本新书，而丸善又非常内行，知道我们的味口，于是凡是新到了这类书，常常用“代金引便”(即向邮局付款提书)的办法寄来，弄到我们几个手上零用钱都被他吸光了，有时眼见要看的书到了而无钱去取，只得唉声叹气。我们常是交换书看，因此增加了许多共同的兴趣和见解。
从傅斯年当时写的文章来看，他读了许多西方的名著，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、达尔文的进化论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及其关于社会革命的学说等。他开始用西方学说中的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，认识社会。
从国学大师的高足一跃而成为文学革命的斗士，正如他的同学所评论的：
“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，可是有革命性，有近代头脑的孟真，决不徘徊歧路，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。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，因得孟真而大张。”
当然，这中间也曾闹过一个笑话。
黄侃在北大任教时，慕其名，从其学者甚多，黄门弟子被人称为“黄门侍郎”。傅斯年在结识胡适之前，曾为“黄门侍郎”中的健将之一。
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编辑部对胡适和其他同仁说：“这‘黄门侍郎’傅斯年，可不是细作么？我们不能接纳他，不能理他！”
胡适反对说：“凡用人，即使有疑，也不用怀疑，何况孟真这种人！”
“五四”以后，不怀好意的人在社会上散布“‘新潮社’社员傅斯年、罗家伦被‘安福俱乐部’收买”的传闻，还说每月领取多少薪金。这“安福俱乐部”是皖系军阀争权夺利的一个派别集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