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，做为在语言和历史等领域的最高研究殿堂的史语所，所代表的是当时最高的治学水平。
于是他不但取消了禁令，而且他自己也加入其中。
1929年秋，傅斯年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，此后他曾讲授过《史学方法导论》、《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》、《秦汉史》、《中国文学史》等课程。
据邓广铭回忆说，他到北京大学读书的头一年，北大历史系主任陈受颐决定聘请史语所的学者讲商周史，第一堂课就把傅斯年请了来。但陈受颐没有把讲课的事说明白，傅斯年以为是随便作一次演讲。那一天北大二院的大礼堂里座无虚席，傅斯年走进礼堂，才知道是被请来讲课的，那堂课他讲得杂乱无章。当时有人以为傅斯年是“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”，但后来再去听他的课，才知道他是个通人，其学问之大，一般教授是赶不上的。同学们佩服他的学问，去听课的人很多。
杨向奎先生也回忆说，“本世纪三十年代，北京大学的教授阵营是整齐的，都是一时之选”，他在列举历史系教授时，首先提到的就是傅斯年，说他是“有才华的学者，才气纵横”，说他讲课“大气磅礴，上天下地，无所不及”，“是一位渊博而有开创性的学者。”
杨志玖先生谈到旁听傅斯年讲课的感受时说：
1934—1937年，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时，曾旁听过傅先生讲先秦史专题课，我虽不能完全领会他讲课的内容，但对他发表的独到见解，对史籍的熟悉，旁征博引，融汇中西的学识以及滔滔不绝的口才，却深感新奇和钦佩。他时而背一段《左传》，时而翻一篇英文文献，中西互证，左右逢源，宛如一位表演艺术家，听他的课也是一种艺术享受。
傅斯年坚持在北大史学系授课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传授他的学业，宣讲他的治史主张和方法。
从史学系当时的课程安排可以知道，傅斯年曾四次开设“史学方.法.论”或“史学方法导论”一类课程。他的《史学方法导论》，就是当时在史学系授课时的讲义。他在讲堂上再三再四提出“史学即是史料学”这个著名命题，并且常把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东西”的话放在嘴边。
不仅如此，傅斯年还在史学系开设了“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”课，并与劳幹合开了“汉魏史择题研究”课，通过对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的讲授，来宣传贯彻他的治史主张和方法。
在“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”一课的课程纲要中，傅斯年写到：“此科所讲，大致以近年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范围中所贡献者为限；并以新获知识与经典遗文比核，以办理下列各问题：（1）地理与历史；（2）古代部落与种姓；（3）封建；（4）东夷；（5）考古学上之殷夏；（6）周与西土；（7）春秋战国间社会之变更；（8）战国之大统一思想；（9）由部落至帝国；（10）秦汉大统一之因素。”
在“汉魏史择题研究”一课的课程纲要中，傅斯年和劳幹将授课内容分为八个大的方面，即史料解题、秦、地理、政治与思想、制度、兵事、社会、四裔等，每个大的方面又包括若干小的方面。
史料解题是傅斯年最为重视的，因此列为首要的方面，其中又包括六个具体的方面：“（1）史籍；（2）汉晋人著述；（3）金石；（4）后代人有关之著述；（5）新出史料；（6）西洋人著作。”
从上述两门课的课程纲要，可以看出傅斯年对扩大史料范围，利用新史料、新知识来进行历史研究的重视。这是傅斯年治史主张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，也是他力图要向史学系的后生学子们灌输的主要观念。
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，史语所和北大史学系逐步建立起了紧密的学术关系。在此过程中，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起了关键作用。这种紧密关系的建立，不仅仅体现在人事上，更为重要的是，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，使它在学术精神上与史语所达到了一致。北大史学系和史语所事实上成了傅斯年实现其“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”的史学理想不可或缺的两个学术阵地。
于是他不但取消了禁令，而且他自己也加入其中。
1929年秋，傅斯年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，此后他曾讲授过《史学方法导论》、《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》、《秦汉史》、《中国文学史》等课程。
据邓广铭回忆说，他到北京大学读书的头一年，北大历史系主任陈受颐决定聘请史语所的学者讲商周史，第一堂课就把傅斯年请了来。但陈受颐没有把讲课的事说明白，傅斯年以为是随便作一次演讲。那一天北大二院的大礼堂里座无虚席，傅斯年走进礼堂，才知道是被请来讲课的，那堂课他讲得杂乱无章。当时有人以为傅斯年是“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”，但后来再去听他的课，才知道他是个通人，其学问之大，一般教授是赶不上的。同学们佩服他的学问，去听课的人很多。
杨向奎先生也回忆说，“本世纪三十年代，北京大学的教授阵营是整齐的，都是一时之选”，他在列举历史系教授时，首先提到的就是傅斯年，说他是“有才华的学者，才气纵横”，说他讲课“大气磅礴，上天下地，无所不及”，“是一位渊博而有开创性的学者。”
杨志玖先生谈到旁听傅斯年讲课的感受时说：
1934—1937年，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时，曾旁听过傅先生讲先秦史专题课，我虽不能完全领会他讲课的内容，但对他发表的独到见解，对史籍的熟悉，旁征博引，融汇中西的学识以及滔滔不绝的口才，却深感新奇和钦佩。他时而背一段《左传》，时而翻一篇英文文献，中西互证，左右逢源，宛如一位表演艺术家，听他的课也是一种艺术享受。
傅斯年坚持在北大史学系授课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传授他的学业，宣讲他的治史主张和方法。
从史学系当时的课程安排可以知道，傅斯年曾四次开设“史学方.法.论”或“史学方法导论”一类课程。他的《史学方法导论》，就是当时在史学系授课时的讲义。他在讲堂上再三再四提出“史学即是史料学”这个著名命题，并且常把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东西”的话放在嘴边。
不仅如此，傅斯年还在史学系开设了“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”课，并与劳幹合开了“汉魏史择题研究”课，通过对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的讲授，来宣传贯彻他的治史主张和方法。
在“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”一课的课程纲要中，傅斯年写到：“此科所讲，大致以近年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范围中所贡献者为限；并以新获知识与经典遗文比核，以办理下列各问题：（1）地理与历史；（2）古代部落与种姓；（3）封建；（4）东夷；（5）考古学上之殷夏；（6）周与西土；（7）春秋战国间社会之变更；（8）战国之大统一思想；（9）由部落至帝国；（10）秦汉大统一之因素。”
在“汉魏史择题研究”一课的课程纲要中，傅斯年和劳幹将授课内容分为八个大的方面，即史料解题、秦、地理、政治与思想、制度、兵事、社会、四裔等，每个大的方面又包括若干小的方面。
史料解题是傅斯年最为重视的，因此列为首要的方面，其中又包括六个具体的方面：“（1）史籍；（2）汉晋人著述；（3）金石；（4）后代人有关之著述；（5）新出史料；（6）西洋人著作。”
从上述两门课的课程纲要，可以看出傅斯年对扩大史料范围，利用新史料、新知识来进行历史研究的重视。这是傅斯年治史主张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，也是他力图要向史学系的后生学子们灌输的主要观念。
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，史语所和北大史学系逐步建立起了紧密的学术关系。在此过程中，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起了关键作用。这种紧密关系的建立，不仅仅体现在人事上，更为重要的是，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，使它在学术精神上与史语所达到了一致。北大史学系和史语所事实上成了傅斯年实现其“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”的史学理想不可或缺的两个学术阵地。